性总是具有政治性的。Gayle S. Rubin在《性思考:性政治激进理论笔记》中提出一种激进的性理论，用以描述性，概括性，思考性与性政治。
一、性战争
在这一节中，Rubin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社会对性少数的迫害。并指出了性思考中存在的几个根深蒂固的特征:性本质主义、性否定论、尺度错位的谬误、性行为的等级评价、性危险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缺乏良性性变异的概念。
其论述多有洞见，例如，在对性行为的等级评价进行描述时，Gayle S. Rubin写到“已婚、有生育能力的异性恋者独自位于性爱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下方喧闹的是成对未婚的一夫一妻制异性恋者，其次是大多数其他异性恋者。独自性行为则模棱两可地漂浮在中间。十九世纪对自慰的强烈污名化仍然以不那么强烈、经过修改的形式存在，比如认为自慰是伴侣性接触的次优替代品。稳定、长期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伴侣正逐渐获得尊重，但酒吧女同性恋和滥交的男同性恋者则徘徊在金字塔最底层的群体上方。目前最受鄙视的性阶层包括变性人、易装癖者、恋物癖者、施虐受虐者、性工作者（如妓女和色情模特），以及最低贱的群体，即那些性爱跨越代际界限的人。”
论述性危险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时写到，“大多数性评判体系——无论是宗教、心理学、女权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试图判定某一特定行为落在界线的哪一边。只有落在界线好一边的性行为才会被赋予道德复杂性。例如，异性恋遭遇可能崇高或令人厌恶，可能是自愿也可能是被迫，可能是治愈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可能是浪漫的也可能是唯利是图的。只要不违反其他规则，异性恋就被认为展现了人类经历的全部范围。相比之下，所有落在界线坏一边的性行为都被视为完全令人厌恶，缺乏任何情感上的细微差别。性行为离界线越远，就越被描绘成一种普遍的糟糕经历。”
在对缺乏良性性变异的概念的论述时写到，“大多数人很难理解，他们所喜欢的性行为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极其令人厌恶的，而他们所厌恶的性行为在某个地方、某个人看来却可能是最珍贵的享受。一个人不需要喜欢或进行某种特定的性行为，才能认识到别人会喜欢或进行这种行为，而这种差异并不表明任何一方缺乏良好的品味、心理健康或智力。大多数人误以为自己的性偏好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认为它对每个人都有效或应该有效。”
在这一节最后，Gayle S. Rubin指出，实证性研究是唯一一个纳入性差异积极概念的领域。
二、性转换
这一节中，Rubin通过描述同性恋，性工作，性变态群体的形成和遭遇，揭示了一种区别于传统性制度的现代性制度。区分点是不同类型的性人物，性群体，性分层和政治冲突。
三、性分层
Rubin指出，性法律是性分层和性迫害最坚定的工具，每一次性恐慌或道德运动都会导致新的性法律的产生。文中讨论了淫秽法，反淫秽法，法定承诺年龄法，监护权法律等法律的内容及其影响。认为性法律和性规定反应了性的价值等级制度，强化了权力结构，行为准则和偏见形式。除此之外，还分析了控制大多数日常社会控制的法外之治，以及这些法外之治是如何制裁“低劣”性群体成员的，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公开身份所要面对的压力，经济处罚和家庭关系的紧张等。认为性是压迫的载体，性压迫体系贯穿于其他社会不平等模式之中，根据其自身内在的动态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分类。
四、性冲突
本节分析了常见的性政治冲突形式，定义，法律，领土和边界之争。道德恐慌驱使着人们寻找替罪羊。两个发展态势中潜在的道德恐慌是:女权运动中一部分人对施虐受虐者的攻击，右翼势力利用艾滋病煽动同性恋恐惧。
五、女性主义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颇为复杂，女性主义内部对性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批评对女性性行为的限制，另一种倾向认为性自由化本质上只是男性特权的延伸。随着反色情运动的兴起，后者暂时压倒了前者。
有趣的是，文中指出，“反色情运动及其文本是这一话语的最广泛表达。此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几乎将所有性表达的变体都谴责为反女权主义。在这一框架内，长期亲密关系中发生的一夫一妻制女同性恋，且不涉及扮演对立角色，已在价值层次中取代了已婚、有生育能力的异性恋，成为最高层次。异性恋则被贬低到中间位置。除了这一变化外，其他一切都或多或少显得有些熟悉。较低层次则被常见的群体和行为所占据：卖淫、变性、性虐待和跨代活动（Barry, 1979, 1982; Raymond, 1979; Linden et al., 1982; Rush, 1980）。大多数男同性恋行为、所有随意性行为、滥交以及涉及角色扮演、怪癖或非一夫一妻制的女同性恋行为也受到谴责。甚至自慰时的性幻想也被指责为父权中心的遗留物（Penelope, 1980）。”
这种观察与当今社媒上的流行内容高度一致。
Rubin批评了这种反色情言论，认为它以最糟糕的方式呈现大多数性行为，也是一种大规模替罪羊行为，再现了一种非常保守的性道德观念。
本节还回应了性取向温和派对性取向激进分子的种种指责——“每当出现两极分化时，总有一种令人不悦的倾向，即认为真相介于两者之间。”，认为性取向温和派对性取向意义来源和历史建构的关注是一种倒退的政治选择，并不曾直面他们对于不同于自身性取向选择的不适。
本节的最后，Rubin提出应将性激进理论与女权主义区别开来。
这篇论文写于1984年，许多观点仍具有启发作用。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意识到这应当是酷儿理论中一篇奠基地位的文本。但未能第一时间找到中译版。且资料搜集不全，图片和文本均有缺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